莲花日记：林深的官场成长与坚守

（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多云 红柳村）清晨的红柳村浸在雾里，土坯房的烟囱冒着青烟，晒坪上的红薯干散着甜丝丝的味道。

我背着电脑包跟在李大山支书后面，踩在泥路上，鞋跟沾了两团泥。

“林**，这边走。”

李大山回头喊我，他的方言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“**村的贫困户都在村东头，张婶家的娃在县城上高中，学费还没凑够；王大爷的腿有毛病，没法下地……”我点头，手里的笔记本记着，可“张婶王大爷”的名字在我笔下变成了生硬的汉字，像一群陌生的客人。

路过晒坪时，几个蹲在地上剥红薯的妇女抬头看我，其中一个穿花布衫的大嫂笑着喊：“大学生，会剥红薯不？”

“会……”我蹲下来，抓起一个红薯，指甲刚碰到皮，就被大嫂拦住：“娃子，不是这么剥的——得用指甲掐住一头，顺着纹路撕。”

她示范了一遍，红薯皮像蛇蜕一样剥下来，露出金黄的薯肉。

我学着她的样子，可刚掐住红薯，就被汁水流了一手，惹得妇女们笑起来：“大学生的手太嫩，哪像**这些粗人。”

“**村的娃子，三岁就会剥红薯。”

旁边的老**插了一句，手里的红薯皮剥得整整齐齐，“你这娃子，连土话都不会说，咋帮**办事？”

我的脸发烫，手里的红薯掉在地上，滚进了晒坪的缝隙里。

李大山赶紧打圆场：“婶子，小林是大学生，刚到咱们村，慢慢学就会了。”

离开晒坪时，我听见身后传来妇女们的笑声：“大学生不会剥红薯，还当干部呢。”

到张婶家时，己经是上午十点。

张婶的家是土坯房，墙上挂着她儿子的奖状，“三好学生”的字样己经褪色。

她坐在门槛上，手里织着毛衣，见我们来，赶紧站起来：“李支书，林**，进来坐。”

“张婶，今年红薯卖得咋样？”

李大山问。

张婶叹了口气：“今年红薯多，县城的贩子压价，一斤才五毛钱，俺家种了二十亩，只能卖一万块，不够娃的学费。”

“那咋不找乡领导帮忙？”

我问。

张婶看了我一眼，低头织毛衣：“乡领导忙，哪有空管**这些小事。”

我的喉咙发紧，手里的笔记本写了又划，最后只写下“张婶，红薯滞销，学费困难”几个字。

回到党政办时，己经是下午两点。

**坐在办公桌前，手里拿着一份报销单，见我进来，抬头说：“小林，把这份报销单整理一下，明天早上给我。”

“王主任，这是去年的报销单……”我看着报销单上的日期，“是不是不急？”

“不急？”

**把报销单往桌上一摔，“县纪委下周要来检查，这些旧文件必须整理好——你以为基层工作那么好做？

就你这样的大学生，连方言都不会说，还想帮群众办事？”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**的脸，他的黑痣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。

我想起早上妇女们的笑声，想起张婶的话，想起自己在大学时写的《乡村治理报告》，忽然觉得那些文字像空中的云，飘得很远。

晚上，我坐在党政办的电脑前，整理旧文件。

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，照在办公桌上的报销单上，“餐饮费120元交通费50元”的字样显得格外清晰。

我翻开去年的扶贫报告，里面写着“红柳村红薯销售额15万元”，可张婶说今年只能卖一万块，这差距像一道鸿沟，横在我面前。

手机响了，是大学室友小张发来的消息：“深哥，我今天签了合同，月薪一万五，你呢？”

我看着消息，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又删，最后回复：“我在红柳村，挺好的。”

放下手机，我想起早上张婶的话，想起妇女们的笑声，想起自己掉在地上的红薯。

我打开笔记本，写下今天的日记：“2018年8月28日 多云 红柳村今天在红柳村，不会剥红薯被村民嘲笑，不会说方言被婶子们质疑。

张婶说，今年红薯卖不出去，学费不够；**主任让我整理旧文件，说我连方言都不会说，没法帮群众办事。

我想起大学时的理想，想帮农民解决问题，想让乡村变美。

可现在，我连跟村民沟通都难，连剥红薯都不会，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干部？

窗外的月亮很亮，像大学时的路灯。

那时候，我以为未来是光明的，可现在，光明在哪里？”

写完，我合上笔记本，抬头看向窗外，远处的红柳村沉浸在黑暗里，只有几户人家的灯光亮着，像星星落在地上。

忽然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一条短信：“林**，俺是张婶，谢谢你今天来看俺。

俺娃打电话来了，说他会打工赚学费，不让俺担心。

你要是想学剥红薯，明天来俺家，俺教你。”

我看着短信，手指轻轻摩挲着屏幕，忽然觉得心里暖暖的。

也许，我不是什么都不会，也许，我可以慢慢学，比如剥红薯，比如学方言，比如帮张婶卖红薯。

窗外的风里，传来红薯干的甜香味，像希望的味道。